两宋时期,由于辽、夏、金政权控制着塞外产马区域,而为了防止中原王朝的威胁,辽、夏、金都严格控制马匹出口,禁止马匹输入宋境,朝廷战马资源严重不足,而吐蕃对中原地区的茶叶需求极大,宋朝开始与吐蕃部落进行茶马贸易。
当时宋朝廷的买马场主要设置在邛崃山、岷山各州,朝廷也根据高原地区藏羌部落的需要主要生产一种粗梗饼茶称“西番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宋朝后来主要用“西番茶”从西番各部手中换取马匹。
由于宋朝主要沿邛崃山、岷山各州的买马场与番族进行茶马贸易,故宋朝廷在成都设立了统管全国茶马贸易的机构——“都大茶马司”。“都大茶马司”设置促进了早期的茶马古道的形成,大量的茶叶经临邛、雅州运往藏区。
到了明代,茶马贸易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邛崃作为川藏交通枢纽,成都西南的水陆码头,更是以此为契机,依托其在茶马运输通道上的区位优势,在城镇经济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也随之在邛崃普及开来,这大大提高了邛崃各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具有先进生产经验的移民与邛崃当地居民合作,促进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为相对闭塞的邛崃提供了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
邛崃城之北当时是商贸云集之地,构成了一个较大的商品交易市场。市场交易以茶叶为主,繁华之时,车旅、马帮穿梭往来于此,热闹非凡。店铺作坊林立。客商们在此装卸茶叶等各种物产,闲暇时进出于酒楼、会馆,其景可谓“舟船争路、车马塞道、商旅敛财”。
其次,邛崃的夜市也闻名已久,明代蔡文范有“赛社客来成肆市,斜阳鸟去识村墟”,可见邛崃在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兴旺。各地的移民会馆更是随处可见。邛崃商业的日渐发达和社会的需求促使当地办学的兴起,兴建了许多书院。
学校的众多表明了该地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的发达及文化的多样,值得一提的是,大藏经也通过此地传入藏区的。这充分表明了邛崃城镇文化的发展与茶马古道及茶马互市密不可分,更显示了历史上邛崃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各民族的和谐相处。
松潘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川西北岷江上游,是西南地区通往内地的咽喉要冲,西南地区的边防重镇之一。松潘地质石多土少,土地贫瘠,不宜耕种。加之岷江上游沿岸海拔较高,气候条件恶劣,高山险峻,松潘也无法得到岷江灌溉之利,农业相对薄弱,只有其南部一些地区小规模的种植着青稞、小麦等农作物。
松潘建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在此置湔氐道。至唐代,松潘成为了西陲军事重镇和川边茶马道上最大的商品贸易集散地,阿拉伯、波斯和回纥商人在唐肃宗时期就进入松州,进行以茶易马和蜀锦易马的商贸活动,有些人甚至在松州定居下来。
茶叶在唐代输入藏区后因其清热解腻的功效成了藏区游牧民族不可缺少的饮品。松潘附近地区草地广,多产河曲名马。宋朝时北方契丹严禁马匹输入内地,北宋朝廷就用川茶换取藏马。
宋神宗时缺乏战马,王安石变法要兴马政,为了方便换取更多马匹,宋朝廷专门设立茶马司,将松潘地区开辟为茶马市场。明代以前由于松潘地区自古番族较多,时有纷乱发生,每值纷乱之际,松潘就成了化外之城。
松潘农业的薄弱使得当地大多番人不得不从事畜牧业和商业。加之松潘位置靠近西南藏区与中原地区的交界处,自古就是番人出入之地,这里聚集了汉、藏、回、羌等民族,这些民族间经常互通有无,使松潘形成了较大的少数民族贸易市场,往来于西南藏区和中原地区的商人也经常会到这里买卖商品。
经济上往来的同时,松潘各族在文化上也会有碰撞和融合,这种融合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是保留各自宗教信仰的前提下,生活习惯向当地主体民族靠拢。如在元代松潘主体民族为藏族,另外还居住着汉、回、羌等民族。
汉族、回族、羌族和藏族都有着各自的文化和民族宗教信仰,但松潘的汉、回、羌等族衣着和饮食习惯呈现出了藏式化的特点,他们穿藏袄,吃着藏式的手抓肉,有些汉回商人甚至通晓藏语。这种现象的出现体现了松潘地区各民族间的彼此接纳与和睦相处。
松潘地区番族这种海纳百川的态度使得松潘形成了较为开放的民风,其对吸引外来商人来此经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相对封闭的松潘打开了商业化的大门。明代在松潘屯兵设卫,纷乱较之前有所减少。
其城池营建于洪武年间,为徐凯督造。松潘通往内地的道路有两条:一是由松潘向东北行至望山关,经羊思、北定、腊梅等番再东行至龙州;另一条是从松潘到叠溪。在明代时,出于安全的需要,禁止番人僧俗由河、洮二州入内地,指令由松潘经碉门、雅州、黎州入四川,再由四川进入内地。
正德元年,入侵青海的鞑靼蒙古为逃脱明朝大军的围剿,“由河州渡黄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乌斯藏”。所以,明代的松潘成了内地与西藏间往返的必经之地。而又由于茶马贸易的盛行和松潘草地多产良马的缘故,松潘成为了明代茶马贸易的重要口岸,其商业在明代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作为蜀西门户和川西北茶马贸易重要口岸,明代的松潘吸引了许多外来商人来此经商,同时也刺激了当地番族民众的商品意识觉醒,松潘当地经商者数量也开始增多,松潘藏区形成了主要的一些民族商人群体。
松潘自古以藏族为主体番人居多,这些番人起初轻商观念较重,不善商贾。所以在早期松潘经营商业的主要是汉族商人。至明代,在茶马贸易政策的招引下,以山陕商人为主的大量汉族商人进入松潘。
明初,这些外来的汉族商人在松潘地区主要从事茶叶的运输和贩卖。后来由于松潘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卫所粮饷供应出现了困难。明朝廷开始推行“食盐开中”的政策,规定商人可以向边关卫所输纳粮食以换取盐引,凭盐引可以到指定地点换取食盐,再运到其他地区销售。
这一政策改变了历史上“盐铁专卖”的传统,民间的商人不再受其限制,而且纳粮中盐的利润极为丰厚,其利润往往是成本的六七倍。汉族商人中的山陕商人充分利用山陕地区到松潘地区交通便利的优势,最先开始走上了输米贩盐的道路。
明成化时,“纳粮中盐”政策改为可以直接用银两购买盐引,汉族商人们屯储的旧粮失去了经济意义,他们有的撤归内地贩盐,有的则继续留在松潘经商。他们有的进行小规模的货物贩卖,成为了小商小贩,有的则定居下来经营客栈和旅店生意,为其他客商服务。
土司头人商也会利用特权进行一些商业活动,他们既可以独资经营以茶叶为主的大宗商品转口贸易,又可以经营与寺庙商同类的商品,其资本积累十分迅速。在茶马贸易盛行的大背景下,土司头人商占有许多的茶叶,一般与寺庙联合在藏区经营茶叶生意。
藏族平民商在藏区商业经济中地位轻微,较之于寺庙商和土司头人商有着诸多不利之处。平民从商者一般资本较少,经营规模小,所以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较差,同时还要缴纳高额赋税,遭受寺庙商和土司头人商的排挤和盘剥,经营非常艰难。所以,大多平民都把经商当做副业。
松潘地区农业欠发达,但在茶马贸易的影响下其成为了四川藏区的重要商业之一,这就决定了松潘商业经济的发展是受到明朝廷治藏政策左右的。但寺庙商和土司头人商作为特权阶级,他们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却很少受到明中央政策的影响。
在其他汉、回商人和平民藏商由于政策影响,经营活动受阻时,寺庙商和土司头人商却往往可以取得其应有的商业利益,促进了松潘商业的畸形发展。这些藏族商人群体在松潘的商业活动活跃了藏区的经济,对产业结构单一的藏区经济有很重要的调节作用。
寺庙与土司头人经商,由于其影响力和号召力,使得藏区民众的经济观念发生了一些转变,改变了藏区民众原先落后的经济意识。茶马贸易本身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对松潘商业的发展是有着极大影响的。
首先,明代松潘地区由于茶马贸易的兴盛,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经商者和移民。番汉杂处使得松潘的商业氛围较为开放,番汉相互经常进行贸易活动,同时明朝廷也在松潘等地区兴办儒学,对番人进行儒化教育,推广儒文化,使得番人与汉人的沟通更加方便。
同时番汉文化也在此相互影响和交融刺激了松潘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在这种和谐的商业氛围下,松潘形成了较大的汉藏回羌少数民族贸易市场,是理想的茶叶集散地和茶马贸易口岸。洪武九年推行“金牌信符”制度,使得茶马贸易更加规范和严谨。
松潘作为茶马市场,汉藏双方时常在松潘进行茶马交易,所易马匹皆运到中央,洪武十四年“四川松茂州三卫以茶、薑、布、纸易马送京师”。按照当时的茶马比价,“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
也就是说一百斤茶可换一匹马,进行一次交易就可以获得上万匹马,可见茶马贸易的规模很大,对明朝廷也极为有利,甚至规定“以马代赋”。
明代松潘茶马互市空前兴盛,交换的物资也不仅仅局限于茶叶和马匹,明朝中央在松潘地区除了进行茶马贸易外,还极力招徕各民族客商进行其他商品的交易,这更好的满足了受地理限制、处在半农半牧社会的松潘与内地进行经济交换的需要,各族客商在松潘这个少数民族贸易市场互通有无。
自成都等地运来的货物以大小茶包为大宗,绫罗绸缎、铁、铜、瓷器等杂货次之,这些货物经松潘都运往西南、西北的番部销售。从番部运来的货物以羔羊皮、野兽皮及羊毛为大宗,大黄、虫草等药材次之,都再由松潘运往直隶、河南和沿江沿海地区销售。
同时,松潘卫作为一个军事卫所,是明王朝精兵所在,有着震慑西北诸番的作用,而卫所中外来的士兵及其家属也有在此经商贸易的,宣德初年卫所官旗大多允许家属在官堡居住,与番人往来交易。这对汉藏贸易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太祖在确定卫所制度的时候就规定,卫所军官与士兵都要把妻子、家属迁来合聚,但松潘地区土地贫瘠,不宜耕种,所以,卫所官兵的家属多以经商谋利。松潘都指挥佥事王杲“以茶与番夷为市”,而且一些士兵还“募通晓汉语番人代为守堡”,自己则从事商业活动,甚至远走他处贩卖瓷器等货物,长年不归。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松潘,不仅带来了所要贩卖的货物,也带来了其他地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同时,松潘本地居民与这些外来移民合作生产,既增产又增收。他们在松潘经商的同时也成为了松潘的许多当地商人买卖对象和经济消费群体,刺激了松潘商业的发展。
同时,外来商人和经商的卫所士兵及家属到松潘积极进行商业活动,松潘当地的番人多受其影响,开始从商。他们或开客栈供往来商旅投宿,或在集市销售皮货、药材等商品,松潘番人中也形成了“重商”、“善商”的传统。
其次,随着松潘茶马贸易的逐步发展,松潘的交通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松潘位于川西北高原,地势复杂,松潘到成都道路依山临河,较为艰险,每逢雨季更是泥泞难行,舟车不通。加之松潘番人较多,叛乱和劫掠商旅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影响了松潘的茶马贸易和驻军粮饷补给的正常进行。
明朝为了巩固在松潘的统治,开始着手改善松潘的交通条件。松潘作为一个处在要地的军事卫所,其粮饷等军需保障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明朝对松潘地区统治能否维系。明初对松潘的交通建设只是基于保障驻军粮饷及各类军需运输的需要。
洪武二十一年,曹震理四川军务,“又辟陆路,作驿舍、邮亭,驾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贵州,以达保宁。”这为明王朝经略松潘提供了基本的交通保障。“至是运道既通,松潘遂为重镇。”
基本的粮饷运输得到了保障,但松潘山路还是较为险峻,运粮之人只能靠背的方式将粮食运抵松潘,这样每次运粮的数量有限,效率不高。明朝廷认为这样并非长久之计。后来明朝为了更好的保障在松潘的统治和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进一步修缮了往来松潘的道路,并沿途设置了许多的城堡关隘。
宣德年间“松潘卫南至保县,东至江油城池关堡三十余处,皆诸种生熟番蛮杂居,其官军分守。”嘉靖中,协领松潘的副总兵何卿为了更好地保障通道,又组织人力“自威茂迄松潘、龙安夹道筑墙数百里,行旌往来,无剽夺患。”
松潘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不仅保证了茶马贸易顺利进行、驻军粮饷供给和明朝在当地统治的维系,也更好的加强了各民族间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为过往的商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往来松潘的行商随之数量增多。
同时,交通道路上的服务行业也开始兴起,当时灌县到松潘和松潘到茂县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服务性的点站,主要以饮食店和旅店为主,以供往来商旅和挑、抬运输劳动者歇脚和住宿。使松潘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可见,交通条件的改善为松潘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总之,茶马贸易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松潘的商业的繁荣,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繁荣作为基础,松潘才能在之后成为川西北的商业城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